Joe’s research

重建的市區 被規劃的城市生活記憶

Posted in 觀塘重建計劃, MA research Sustainable design by joeyiu on February 3, 2009

韓麗珠

前言

市區重建局以「透過適當的途徑,改善不同地區的經濟和環境狀況,為地區帶來新氣象」及「以全面規劃方式,與合作夥伴及有關人士同心協力,利用重建發展、樓宇復修及保育文物的工作,改善市區的生活質素,為舊區注入新的色彩。」為理念,自1998年開始提出多個舊區重建計劃,包括永久封閉旺角整條康樂街(俗稱雀仔街)及奶路臣街中的兩段路段,將之納入重建範圍,與鷹君集團合作,於2004年落成的朗豪坊;又把灣仔南部部分地區,包括利東街及其附近一帶,納入H15市區重建計劃之內。至於觀塘的裕民坊重建項目(又稱K7項目)範圍包括觀塘道、協和街、物華街和康寧道以內的土地,還有月華街巴士總站地皮,是歷來規模最大的官方市區重建項目

這些由官方公佈的市區重建項目,雖然在過程中會諮詢市民的意見,不過最終的決定權,其實仍在政府、市建局及其合作單位手裡。例如2004 年底,灣仔利東街的居民曾向城市規劃委員會遞交一個重建方案,著重保留舊區原貌,但城市規劃委員會以方案不夠專業為理由拒絕;市建局亦在本年4月舉辦「重建設計社區工作坊」,讓區內居民和各界人士參與和發表意見,不過,所謂的收集意見,其實是在三個候選設計草圖已接近完成的基礎上進行,而且三個設計草圖都 是基於同一規劃方向發展出來,市民可以做的充其量只是從三個設計中選擇一個。

城市、記憶和身分

城市空間是構成人們生活記憶的座標,人們走在其中,每天經過的街道,略過眼前的樹木、商店的特色、電話亭、建築物,甚至欄杆和馬路的位置,其中獨特的氣氛、聲音和氣味,不知不覺滲入了人們的記憶裏,時日不斷過去,那裏的景物卻會喚醒人們,想起曾經有過的生活經驗。

經驗深藏在記憶之中,通過各種具代表性的人或事物(Representation) 重現,影響我們現在和未來的行為和決定。歷史也是在記憶的基礎人發展出來,龐大的博物館,就像一個記憶貯存庫,內裏放滿了具代表性的物件,附上解說,讓後 來者在幻想中重構前人生活過的痕跡,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一個類似這樣的記憶庫,舊地重遊,看見景物依舊,人們往往會發現一些看似已被遺忘的、平日不會故意 想起的人和事突然湧上心頭。

同時,記憶非常個人化,又充滿選擇性,即是,兩個人走在同一條街道上,他們因為性格、身分、經歷不同,選擇留存在腦內的代表物也不會相同。如果說,真正記得的事物總是在不經意的情況下,通過日常生活頻密接觸而留在腦內,例如一輛每天乘搭的巴士、回家必經的電梯大堂,或跟某人每次約會時等候的老地方等,那麼, 真正遺忘了的事物,即是在日常生活路線中被刪除而消失,而自己也不自覺地忘記了的東西,換句話說,我們永遠無法知道自己忘記了什麼,因為真正忘記了的東 西,已在生活中、腦海中永遠消失了。

超現實主義導演Luis Bunuel指出沒有回憶的生命跟沒有生命並無分別,因為回憶是生活的證據,也是自我的統一、感覺、行動的依據。 Stuart Hall也指出身分和回憶的關係在於,身分即是人們在不同層面上所處身的位置,以及如何述說過去。記憶提醒著人們,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同樣地,一個城市的過去和記憶也提醒著人們,那是一個怎樣的城市。

時間過去,城市空間隨之轉變,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在市建局的規劃下,空間的改變卻是由一群人(大部分都不是該區的居民或那空間的主要使用者)的理念和決策所操控。在重建的計劃之下,街道、樓房和原來的商鋪會在過程中近乎徹底地消失,取而代之是地標式的大型商場、高級住宅和酒店等。換句話說,人們腦海記憶的 代表物突然徹底地被換掉,連貫著歷史和身分的記憶之軸某一段,也將慢慢地變成一個空白的缺口。

本文將以「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為案例,探討市區重建計劃之下,人們的記憶如何被一併規劃,而記憶的改變又如何影響著城市、人和社區三者的關係。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觀塘市中心的一大部分土地在填海工程下發展出來,在50年代,是私人住宅、新徙置大廈和工業大廈的新市鎮。裕民坊位於住宅和工業區交界,為全區交通的必經之地。最初的佈局構思是區內一個規模較小的市中心,使居民關係可以更密切。

根據市建局公布的重建土地界線圖顯示,由裕民坊、同仁街、協和街、仁信里、物華街和輔仁街,將會進行重建。三個候選的重建計劃設計概念包括「東九創核心都市 新典範」、「躍動都會」及「薈萃觀塘」,雖然設計概念風格不同,不過,其規劃理念都是一致的,遵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和「分區計劃大綱圖」發展出來。

據市建區為「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而出版的刊物《觀塘路》(第2期)引述,重建觀塘的理念如下

市建局和觀塘社區的共同願景,是把握重建的機遇,為觀塘建設一個21世紀現代化、設施完善、優化環境、提升生活質素、帶動經濟活力的市中心。

市中心的定位是綜合性公共服務、商業及住宅發展,涵括各類政府及公共服務、全天候交通總匯、地鐵接駁、中央廣場、多用途文化康樂設施、診所、小販市場、寫字樓、酒店、商場和住宅等,應有盡有。

住宅方面,會興建大約二千個單位,以市中心的屋苑來說,屬較低密度。商業方面包括地標式商業大樓、酒店、商場、街舖和小販市場等,是正常市區的發展密度。公共設施則有最新型設計的政府服務大樓、全天候巴士及小巴總匯、多用途文娛中心等。

即將消失的記憶

面對即將來臨的重建計劃,將要被拆掉的代表著記憶的物件如下︰

1)街道

裕民坊集合了通往隣近屋邨(例如藍田、牛頭角、樂華邨及秀茂坪)以及鬧市(如尖沙咀、旺角等)的交通路線,因此每天在那裏經過、曾經印下生活軌跡的途人,並不限於區內的居民,更多的是轉乘別的車子到更遠的地方、在附近上班或上學的人。

在筆者十二歲之前,裕民坊是假日時跟著家人或同學蹓躂的唯一目的地,直至上了中學,裕民坊的小巴總站更是每天回家的必經之路。每個人對於一條自己經常路過或 閒晃的街道,都有一張私人的記憶街道圖,不須刻意記著路牌和路段,也不會迷路。即使閉上眼睛,街道的景物和店鋪的位置也會清晰地呈現在眼前。

關於裕民坊的記憶地圖,從小巴總站開始。小巴總站之旁的鋪位曾經有不同的老闆和貨品,但無論哪一種經營模式,都會很快結業,這是位於小巴站上落車位置鋪子的命運;然後是麥當勞、快圖美沖印店、大馬路、交通燈、自動櫃員機、流動電話專門店、售賣鮮榨果汁和熟食的攤檔、仁和堂涼茶鋪、廉價的街坊服裝店、電子零件店、替人製造圖章的鋪子、藥行、古老的鐘表行、VCD/DVD專門店、美食坊、舊式髮廊、報攤、水果攤子、花旗銀行、萬寧、食店、配鎖匙的小店和抵押店;大馬路的另一面街道,是由寶聲戲院改建而成的寶聲迷你戲院和娛樂城、麵包店、大快活快餐店、跌打店、鐘表連鎖店、休憩小公園、補鞋小檔、渣打銀行和匯豐銀行。

那是一條沒經過規劃的街道,雜亂而有活力。肩摩接踵的人,固然來自巴士站或趕往地鐵站的人潮,也有的是從附近的屋邨,例如藍田、牛頭角等乘車到來購物的居民。

那些店子幾乎是毫無章法地拼湊在一起,多年來有些店子撐不住,換上了另一些店子(例如VCD 專門店),有些卻始終屹立不倒,例如堅持只賣涼茶的仁和堂涼茶鋪,那說明了居民生活的需要,關於物價、物品、攤檔類別。人們可以在街道上選擇適合自己的店 子,無論高收入、低收入、年輕的、年邁的、吃的、穿戴的、新的、舊的……是不同類型的人使店子能繼續生存下去,也是多元化的店子使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

Iris Marion 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一書中指出,理想城市生活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多樣化。一條街道上有不同種類的元素,例如各式各樣的店子、公園、辦公室、食肆、酒吧等,不同的人便會從四方八面到來,在一個公共空間內各取所需,使不同類別的人能互相融和,他們對於街上的一切也更有歸屬感。

香港曾經有許多這樣的特色街道,包括已經消失的康樂街(俗稱雀仔街)、將會消失的利東街(喜帖街)和裕民坊。前者已經徹低地改頭換臉,雀仔街一名的實際意思也正從人們的記憶裏慢慢地褪色,對於下一代來說,那只是大型購物商場所在的位置。如果市建局的計劃沒有更改,後二者的命運亦將大同小異。

2)具代表性的座標

透 過個人生活經驗建立起來的記憶街道圖內,行動的座標,從來不是路牌、店鋪號碼,甚至路段,而具代表性的建築物或其他物件。例如在觀塘市中心有兩間麥當勞。 位於裕民坊近小巴總站的一間,打從筆者初次踏足裕民坊時,它已在那裏,那裏是區內不少孩子第一次品嘗麥當勞食物的地方,熟悉裕民坊的人都稱它為「舊麥當勞」。筆者十多歲的時候,不遠處的康寧道有另一間麥當勞開業,為免約會時混淆,我們稱它為「新麥當勞」。如果不是觀塘市中心常客,或許無從知道「新」、 「舊」麥當勞之別,也不能清楚感受當中意涵和所指。「新」和「舊」除了開業的年份,更深一層的意思是,一種先入為主的、以個人經驗先行的命名方式。如果一 件公眾的物件,人們給它起了只有自己或少數有共同經驗的人才知道的名字,物件和人之間已產生了一種更深入的關係。「舊麥當勞」固然是首先開業的一間麥當勞,也是我們這一代不少人第一次光顧的麥當勞,小學和中學放學後經常相約同學到那裏聚會,因此我們對「舊麥當勞」的感情遠勝「新麥當勞」。

又例如寶聲戲院的歷史。打從筆者初次踏足裕民坊,寶聲戲院已經位於同仁里和輔仁街交界。那時候香港的電影業興盛,而且流行大型戲院,寶聲戲院是附近一帶最寬敞、最有模規的戲院,鄰區的居民都會紛紛走到寶聲戲院觀賞電影。及至90 年代末期,電影業走下坡,加上VCD及DVD逐漸普遍,戲院的入座率下降,不少戲院為了生存和迎合市場需要,也分拆成迷你戲院。寶聲戲院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改裝,原來的的建築物並沒有拆掉,只是本來全幢都是戲院的大型建築物,變身成了集食肆、酒吧、電訊中心和迷你戲院於一身的娛樂城。

以上的兩個舉子說明了人和地方的關係。街道、店鋪、景物,並非純綷消費的地方,那地方的一切同時盛載了生活經驗的回憶,是喚醒平日沉睡了的記憶的代表性物件。當人在一個地方生活久了,個人的歷史難免和一個地方的歷史重疊,產生千絲萬縷、無法突然割捨的關係。

這並非只存在於感情層面,前文提及,要界定自己身分,首先得從述說過去開始。我們的過去曾在一個地方生活過,那地方的一草一本都是構成我們經驗世界的重要的一部分。毫無保留的、連根拔起式的重建後,換來的是全新的屋苑、標式商業大樓、酒店、商場、街舖,那都是無法和人們經驗呼應的、只具商業價值的物件。

具代表性物件消失之後,人們深藏在腦海的底層、從沒有刻意記起的細微而局部的回憶,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喚醒,最後只會慢慢沉沒到遺忘的空格裏。

3)居民的生活軌跡

觀塘市中心的出現,是由於上世紀的港英政府於50 年代期間,積極發展製造業,於是把觀塘區定為工業市鎮,再加上附近建有私人住宅及新徙置大廈,觀塘成為了交通樞紐,而位於觀塘市中心的裕民坊,成了區內的 必經之地。政府的規劃,在當時建起了一個工業重鎮的雛型。裕民坊一帶的食店﹑戲院﹑各類店鋪等,卻是因應鄰近的工業區(上班族帶動的人流) ﹑住宅區而衍生出來的。獨特的街道,源於其背後獨特的歷史,這可以保存,但不可複製。

裕民坊的建築物,大廈上層為居所,地下樓層為店鋪,還有店子的種類和售價,都是反映居民消費力、喜好和需要的最佳佐證。例如裕民坊大馬路旁那個老舊的「凌記小說租售」攤子及其旁側的大排檔。前者以租售流行小說為主,還有少量的漫畫圖書,以收取按金和租金的形式,把書籍借出。小說和漫畫都放在幾個殘破的大木櫃 內﹔後者位於小說攤子之旁,兩者依然不斷有顧客光顧。

這種攤檔歷久不衰的原因和在裕民坊一帶蹓躂的人有關,他們大都是在附近居住、上學或上班,屬於草根階層的人。他們的消費能力不高,因此街上的服裝店售賣的是數十元的褲子、廉價的VCD/DVD專門店、價廉物美的快餐店、未必符合衛生標準但非常受歡迎的熟食攤檔和鮮榨果汁攤檔等。

無論買的和賣的也要為生活絞盡腦汁,除了其售賣的貨品或店內的設備,還有橫空而出的許多招牌,伸展到街道的半空中,形成香港街道獨有的奇景。走在裕民坊的街道上,迎面而來是帶著微塵的空氣、擠擁的人群、老舊的店鋪和新式的連鎖店混雜在一起,那是一個缺乏規管,卻真實地紀錄了居民生活軌跡的空間。

細心觀察街道,便可以重塑街道的歷史和人們生活的痕跡。但重建後,這一切將被大型商場和地標侵佔。將來,如果有人嘗試重構裕民坊的歷史,記憶將會在重建前戛然而止。

4)低收入人士

市建局建設觀塘的理念如下︰「市建局和觀塘社區的共同願景,是把握重建的機遇,為觀塘建設一個21世紀現代化、設施完善、優化環境、提升生活質素、帶動經濟活力的市中心。」但「觀塘社區」其實不能涵括觀塘區的所有居民,居民的願景可能並非完全一致,因為他們之中也有來自不同階層的居民,低收入人士佔了很大的一部分。

根據政府統計處2005年的分區人口概況,觀塘人口587,000多人,65歲以上人口為91,900,佔全港人口的15.5%;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低於10,000元的佔了36.4%;低收入人士佔全港比率12.8%;失業率佔全港比率10.2%這些數字說明,長者、低收入家庭、失業人士,才是觀塘社區的一大部分,而建設一個大型商場、華麗的私人屋苑和高級酒店,對於改善居民的生活不但毫無作用,反而可能把他們趕離觀塘區,驅逐至更邊緣的地方

對於在裕民坊經營的商戶來說,區內進行大型重建,引入商場、酒店和高級住宅,租金很可能上升,以致無法在原區覓得另一個合適的地方繼續營生。據明報早前的一篇報道〈觀塘區為何重建?〉引述陳婉嫻議員辦事處的一個訪問調查。訪問於2006年9月進行,被訪者是119個在裕民坊的商戶,有七成商戶表示希望能在原區繼續做生意,而四成人擔心他們的小本繼營模式,難以在重建後的觀塘找到發展空間。

另外,區內的低收入或失業人士如何找到另一些價廉物美的地方購買日常生活所需或消費娛樂?大型商場內的高級時裝店、食肆和超級市場的物價,根本不是他們能負擔的價格。據朱凱迪在〈從觀塘的十蚊飯看市區重建和最低工資〉一文中引訪問了幾位觀塘區的低收入居民,她們表示︰「對於收入少的人,起多10(apm)都唔會好。」、「在(舊區)那邊,食嘢冇咁貴,買嘢冇咁貴。如果搞到高級晒,窮人就肯定食唔起。」

此外,那些因為收入太微薄而本來住在天台屋或租住板間房的居民,根本不會得到賠償,而新建的私人住宅,他們又無力負擔,相信要走到更偏遠的地區才能覓得安身之所。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一書中指出理想的城市生活,該是沒有邊界,也不會把與自己有差別的人驅逐,城市中的不同社會階層人士可以共融在一起

然而在市建局的理念中,明顯地沒有顧念低收入人士的需要,也無法從他們的角度去考慮,「一個21世紀現代化、設施完善、優化環境、提升生活質素、帶動經濟活力的市中心」其實對他們的生活狀況不但不會有改善,反會令他們本來貧困的生活更雪上加霜。

Iris Marion Young在書中指出「社區」(Community)的構成,往往會建起一些共同的目標和想望,當社會上有另一些人不符合這些目標時,便會把這些人排擠出去,以使「社區」更團結和穩固。

當香港各個市區都沉溺在「創地標、建豪宅」的理想裏之時,低下階層、消費力弱的一群、殘舊的小攤檔已在人們的的記憶中慢慢消隱,似乎建起一個現代化的區域,這些不符合「優化環境」的人和事便不得不被推到城市的邊緣。當市區到處都是價格高昂的連鎖店、食店和商場,那裏只能容納中產人士,而低收入者卻被一再驅逐至貧窮 的地區,而在市建區重建的政策下,能容得下低消費力人士的地方又愈來愈少 ,長期下去,只會加深各不同階層的衝突,貧富懸殊更嚴重。

重建後的裕民坊,我們記起的是……

1) 地標式商場

市建局已清晰地說明了重建後的景況︰「住宅方面,會興建大約二千個單位,以市中心的屋苑來說,屬較低密度。商業方面包括地標式商業大樓、酒店、商場、街舖和小販市場等」。

由此可見,重建的概念是把現時的觀塘以工業和小型商鋪為主的模式,轉變為以商業活動為主,除了旗艦式的商場、還有高尚住宅和酒店。

在第3期的《觀塘路》裏披露了在意見調查中,三個候選的設計藍圖中以「東九創核心都市新典範」得到8成3的支持率,為三者中最高,那即表示,這設計藍圖很高能會被落實興建。然而,「東九創核心都市新典範」的設計,商業大廈的高度是現時觀塘區的12倍,更有一座280米高的大樓,比現時的apm(高200米)還要高。

可以想像,在重建後的裕民坊,除了現時的apm 商場,還會有更大型的購物中心。現代大型商場的建築設計,有著不少相同的特點,Tim Edward在 “Contradictions of Consumption: Concept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in consumer society”提及商場的設計特色,包括密封式的人工空間,以緊閉的窗戶(甚或沒有窗戶)、鏡子和空調造成,無法與外界的自然環境和空氣接觸的;面積廣 濶,環迴曲折的設計和電梯的位置不但容易使人迷路,也無形中逼使遊人走遍整個有商鋪的位置,看過每個櫥窗,才找到出口;可是,雖然面積很大,但無論走到哪 一個商場,我們也可以發現幾個牌子的連鎖店重複又重複地出現;商場也不如街道自由,每個商場都有一些目標顧客和定位,例如apm以年輕、愛夜遊的消費族為 目標,而這些目標又往往是高消費、中上階層為主(例如朗豪坊、海港城等),而對於非理想顧客的人物,例如穿戴得並不體面的失業人士和露宿者,也就成了這些 商場的護衛員或監控系統的針對對象,被排拒在外。最後,商場往往是營造一種視覺上的享受,例如櫥窗內美輪美奐的貨品、連鎖店宣傳海報上的模兒,甚至商場的 空間設計等,從而吸引顧客消費,那是一個看與被看的世界

說穿了,就是一個消費主導的世界。收入高或富裕的人士,可以投入這個世界裏,參與消費者的遊戲,透過購物,穿戴或使用某種品牌的物件,從而建立個人形象和身分,然後穿著在某個商場買來的某個牌子的衣服,到另一個大型商場蹓逛。而Tim Edward指出,那些收入低,非商場目標顧客的人,即使可以自由進出商場,那些琳瑯滿目的貨品只會一再挑起他們的欲望,令他們一再嘗到欲望無法得到滿足的苦果

實在,商場內的貨品之所以售價高昂,大部分都不是因為物有所值,人們購買也不是因為基本生活需要,而是品牌所帶出的有品味的生活態度,例如無印良品、Taste超級市場或City Super。

如果真正記得的總是日常經常接觸到的東西,每天重複的路線上的景物,那麼愈來愈多的大型商場進佔了不同的區域和人們的生活,只是一再加強了消費主義建構出來的,虛假的美好印象。

而且,大型商場內那些千遍一律的商店,亦不斷提醒消費者,他們可以選擇的,無論價格、種類或風格上,其實並不多。換句話說,這個城市要求人們要把自己改進成一個合適的消費者走進這些商場內,而不是,在不同的店子內選擇適合自己的東西。

2) 以高消費作主導的生活模式

當香港以「國際化都市」為口號推銷這個城市形象,市建局以「建地標、創豪宅」為理念重建市品,另一方面,大型商場成了一個市區,甚至一個城市的主要地標,沒有人會希望成為與這個城市所製造出來的形象不符,而被排擠在外、甚至被驅逐的人。在這個情況下,人們只有盡量令自己迎合這大趨勢的要求,成為一個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層

人們不但通過消費模式去建立形象,或判斷別人的身分,消費模式也往往決定了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為了能維持消費能力,只有不斷努力工作賺取金錢。在香港,超時工作是常態,準時下班是不正常的表現。早前,香港大學的一項調查更顯示僱員一周平均的工作時間是51.3小時。Tim Edward曾指出消費生活的其中一項矛盾在於,有餘暇逛街的,大多都是長者或沒有工作的低收入人士,因為他們的空閒時間剛好就是商場的營業時間,而高收入人士又因為工作忙碌,沒有時間逛商場不過,這個現象已由營業至深宵二時的apm商場改變。

apm原來的方向就是看準了香港人很晚下班的特點,而以通宵營業為目標(現時尚未達到),令他們深夜下班仍有購物的地方。如果營業時間愈來愈長是香港商場的新趨勢,那麼香港人工作,消費,工作,消費再工作的生活模式就會進一步鞏固。

另一方面,當城市的區域只能容納大型商場,而不是小型店鋪,人們不久後便會發現,只有工作和消費的生活模式可能是唯一的選擇。即使他們厭倦了高消費的模式,但區內已經沒有物價低廉的店子,也沒有售賣十多元一碗粉麵的小攤檔,要不,他們便要搬到偏遠的區域,當一個低下階層。

而成長於重建後市區的下一代,經常遊逛的是大型商場,在他們的世界裏,消費主導的生活才是常態,低消費而多元化的小店鋪根本在他們的生活範圍以外,換句話說,生活模式更形單一。隨著舊街道的消失和旗艦商場的興起,生活方式的多元選擇也會漸漸被忘記。

總結

重建一個市區,並不僅止於令原來的居民遷走,或在地區內興建另一些建築物,徹底的改頭換面,其實在無形中切斷了人們和地方的連結、社區的共融和人們個人歷史的一部分。

經驗告訴我們,爭取和保護一個與自身有密切關係的地方,往往如用雙手阻止山泥傾瀉那樣徒勞無功,無法改變現實的結果,就像早前清拆天星碼頭的銅鐘,即使市民 到場抗議和阻撓施工,以拖延政策等候會議結果,希望能改變拆毀銅鐘的決定,可是政府仍可以在一夜之間把銅鐘拆下來搬走。

不斷重建、爭取保留而又失敗的經歷是使人們對自身和關係密切的地方產生一種無力感──這一切不由我們作主。這種無力感促使人們只有接受現實,盡快適應改變的過程。沒有理會民意的重建計劃,使保留著人們和地方關係和記憶的建築物或其他物件一再消失,反複的失去使人們對身旁事物產生一種冷漠感,事實上,除了對於 四周的變動無動於中,再沒有更好的面對方法。這是一種失去心愛之物後,懂得自我保護不再感到悲傷的心理自動調節功能。正如,第一次搬家,可能會對於舊居感 到依依不捨,不過,當搬家次數漸漸多起來,人們再也不耐煩對新居產生感情,因為明知道不久之後又要搬離。

重建的過程不但切斷了人和地區的關係,也抽掉了人們對地方的記憶。而歷史建立在回憶之上,當人們反複經歷失去記憶的過程,也意味著這個城市的歷史一同被懸空。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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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You have to begin to lose your memory, if only in bits and pieces, to realize that memory is what makes our lives. Life without memory is no life at all…Our memory is our coherence, our reason, our feeling, even our action. Without it, we are nothing….”

Stuart Hall,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s. Jonathan Rutherford, London : Lawrence & Wishart . pp.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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